原标题:“棉纱大王”穆藕初:民国大企业家为何晚景凄凉?

买到新出的两种“民国文献丛刊”,一是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的《陈克文日记》,二是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陈克文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张公权则是民国时期的着名银行家,后来官拜国民政府交通部长。
史料类书籍对照着阅读往往最有味道。比如关于抗战中的成都米荒,两书均有记载。
1940年9月,陈克文在日记记载了一件大事,“吃午饭时看报,朋友杨全宇被枪毙的消息突然射进眼帘。囤积居奇以至处死这是第一个,他是才卸任的成都市长,大川银行的总经理,官不大不小,地位不高不低,这时候恰好做一个牺牲品。他囤的麦子虽不过300石,处死的作用却是不小的。”
过了两个月,张公权在日记中记载,蒋介石下手谕拘传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及农本局办理粮食平价人员八名。张公权为此一夜失眠,他虽然认为蒋介石查究平价购销处及农本局措施与其账目,“原属正办”,“惟执行者将各人拘置一处,搜查各人随身什物,禁与外间往来,与处理现场刑事犯人无殊,实属侮辱士人。且拘传之前,未尝通知主管长官,不独损削其威信,甚至怀疑其可能走漏消息,帮助属员逃避,实使热心任职者灰心。”忧心忡忡的张公权特地写了一封长达17页的长函送呈蒋介石,申说此事之消极影响,恳请蒋介石“将拘传各员,先行释放”。
据张公权日记,在其送呈长函的当夜,蒋介石下达命令,将被拘各人释放,而且“据称蒋接阅长函后,大发雷霆,对于执行者颇加申斥,以其手令仅‘集中询问’四字而已”。
两种史料所载其实同为一事,即抗战中的成都米荒风潮。由于日寇节节进逼,抗战后方受到威胁,粮价虽经严厉管制,仍如脱疆之野马,民众怨声载道。
为应对米荒,国民党政府想了很多办法,如一方面在经济部内设平价供销处,责成农本局提供平价粮食;另一方面颁布法令严打囤积居奇,然而收效甚微。
大张旗鼓平抑米价却没有什么效果,当然需要给公众一个说法。于是就出现了陈克文、张公权在日记中所写的场景。
从蒋介石的处置来看,他似乎认定成都市长杨全宇和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及农本局相关职员应该为米价继续上扬负责。但事实是,经济部和农本局的职员并没有舞弊行为。即便是以囤麦300石的罪名被枪毙的杨全宇,也极有可能是一个冤案。而且就算杨全宇囤麦属实,按照当时公布的法令,囤积粮食数额只有超过1000石才算达到了死刑标准。蒋介石法外用刑的动机并不难理解,三国时期的官渡大战,曹操缺粮,为稳定人心,曹操给管放粮的小吏“商量”,“借你项上人头以示众”,蒋介石之所为不过效曹操故智罢了。
在接到张公权为几位公职人员申诉的长函之后,蒋介石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在处理方式上存在的问题。然而他却采取了诿过于人的手法,以其手令仅“集中询问”四字,于是对拘传、搜查公职人员的执行者“大发雷霆”、“颇加申斥”,俨然是执行者错误领会了他的旨意,这一手法又像极了另一个历史人物朱元璋。朱元璋放纵锦衣卫残酷对待官员,而有些官员,明太祖不过想略施惩戒,并没有准备让他彻底消失,这样,锦衣卫的所谓诸多“不法”之事就传到了明太祖那里,朱元璋遂演出了一场怒烧锦衣卫刑具的好戏,他说:审问犯人是司法机关的事,我有时让锦衣卫先问问,不过是要他们先把情况摸一下而已,怎能随意入人于罪?当年朱元璋煞费苦心地上演这样一出好戏,意在对官僚集团作出一种安抚的姿态,而现在,蒋介石的安抚对象则是民国时期的文人从政群体。
然而曹操、朱元璋的权术,只能用之于一时,将其用之较长周期的抗战,效果又会如何?
以经济学家而从政,时在农本局担任总经理的何廉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口述回忆中评论杨全宇之死说:“我认为这种方法是不会解决问题的,他应不应该枪毙是另一个问题。即使他罪有应得,也应当按照正当的法律手续处理。可是他在头一天晚上被逮捕,第二天早晨就被枪毙了。我感到很悲痛和不安。”
何廉回忆:“某一次在委员长官邸举行的每周例会上,我说我们在重庆有两个明显的问题,一个是高物价。市场上大米是否真的稀缺呢?我说如果在重庆市场上没有缺米问题,那么米价之高就不是因为供应短缺,一定还有造成高物价的其他根本原因。我没有明说存在通货膨胀,那是忌讳的!孔祥熙立刻站起来回答:‘你是不是说物价高是由于通货膨胀?’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们应该找出物价高的原因何在。’”
作为经济学家,在奸商囤积居奇之外,何廉更关注导致米荒的错误的经济政策,但遗憾的是他却只能讳此而不言。
祭出人头哪能解决经济学问题呢?

  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生于清季江苏上海县,幼时因体弱胆小,木讷腼腆,曾被族人谑称“五小姐”。他童年时,家道中落,少年发愤,14岁入棉花行习业,17岁遭丧父之痛。青年时期,他立志求西学,始研习英文,25岁考入江海关,捧上了“金饭碗”,娶妻金氏,并加入沪南体育会,习体操与演说。他28岁出版译著,29岁加入沪学会,抵制美货,辞江海关职,任龙门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兼学监,一年后辞职。32岁时,他出任江苏省铁路公司警察长,一年余又辞去。在34岁这年,他自费赴美国,专习农学,五年后返国,发起创办德大纱厂,一路披荆斩棘,从此走上实业救国的人生旅程。后来他又创办厚生纱厂、豫丰纱厂,实力倍增,被誉为“棉纱大王”。

穆藕初

作为近代中国叱咤风云的民族实业家,穆藕初具有远大抱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上,时年58岁的穆藕初曾发表他的新年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在事业上可以按照计划逐步推广,以造福于平民生计。在生活上可以稍有余暇,继续研究一种专门学问。尤希望在职业以外,能有余力为社会服务,为大众谋幸福。”(“新年的梦想”,《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1933年1月1日。)可见,作为成功卓著的实业家,穆藕初对国家与社会,对个人与大众,都有着美好的热盼期许和深沉的家国情怀。

但时过境迁,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已届晚年,生活在战时“陪都”重庆的他,境遇并不如意,甚至有些晚景凄凉之意。

1933年,穆藕初“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烽火迅速蔓延。62岁的穆藕初举家内迁,由上海而杭州、湖州、南京、汉口,辗转数地,颠沛流离,最终于年底抵达重庆,开始了在战时“陪都”的生活。经过了四个月的短暂闲居后,1938年,已63岁的他受命赴汉口,主持国民政府新成立的农产促进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表示“这无非是要在抗战时期尽我一分国民的责任”。(见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著:《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1159页。)由此,他开始了为战时全国农业推广统筹事业殚精竭虑的晚年生涯。

上任伊始,他不顾年老,为考察各地工业状况而奔忙,舟车劳顿,不辞劳苦,并对抗战形势保持乐观心态:“自从全面抗战以来,国内重要工业大部为敌人摧毁,我所办事业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我们决不能因一时遭遇而气馁;我们要再接再厉,在艰苦奋斗的环境中,重建我们光明的前途。因此我行踪所至,在苏、浙、湘、鄂各省,曾作实地考察,同时与游过粤、桂、陕、甘、滇、贵的许多朋友晤谈,使我最乐观的,全国的精神已经团结一致,中央和各省又能深切认识战时经济各项必要条件,无时不在励精图治之中。”(《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161页。)在1938年8月发表的《敬告企业家》一文中,他大声疾呼:“我们企业家更须放大眼光,再从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着想:现在中国对日抗战,只有持久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增加后方生产,建立内地经济国防。工业生产占最重要地位。”(《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163页。)可见,在穆藕初心目中,实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扣,荣辱与共,尤其在民族危亡关头,实业救国、倾力报国,必然是实业家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这年8月,农业促进委员会迁至重庆办公。9月,穆藕初发明的“七七棉纺机”试验成功,并从此迅速推广,为抗战时期的棉纺业生产发展立下了大功。(《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168-1169页。)

自1939年起,穆藕初还对陕甘宁边区的纺织业和垦荒业予以捐款资助和大力支持,延安《新中华报》为此特登报致谢:“全国闻名之工商巨子穆藕初先生,特慷慨捐助我生产补助费五万三千元,现已先行汇来二万元。此种关心生产事业,帮助边区克服困难,开发西北之精神,实可敬可佩。”(《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214页。)可见,在穆藕初的内心深处,并无畛域之分、党派之别,完全以实业家的坦荡胸襟来扶危济困,待人处事。对此,中国共产党表达了要联合以穆藕初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意旨。1939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特地提到穆藕初的大名:“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组织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如穆藕初等。……”(《毛泽东年谱》中卷,转引自《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216页。)在此后的信函及言论中,毛泽东一直对穆藕初心怀钦佩、念念不忘。

1941年2月,经行政院副院长兼农本局理事长孔祥熙提名,蒋介石同意,穆藕初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农本局总经理,仍兼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自受命出任农本局总经理以来,穆藕初兢兢业业,殚精竭虑,成绩斐然。据农本局同人记述,“他整个的时间大半是在办公室里批阅公文,……还兼任农产促进委员会的职务。他已经六十六岁,身体却那么壮健。他虽身兼数职,事繁勤劳,但从未看到过他的倦容。”(《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270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2月,国民政府为管制物价,在经济部之下新设立一个物资局,农本局归物资局统辖。何浩若任物资局局长,穆藕初又兼任了该局副局长。同月,他在就任农本局总经理一周年纪念会上:“我虽六十七岁了,可是还不以为自己是已经老了,而且还想不断求进步。”(《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275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67岁的穆藕初仍豪气干云,全身心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多做一些实事。同年4月,他坦陈初衷:“我自信办事一秉至公。虽然我本来是在工商界工作数十年,但我到重庆以来,没有买过一包棉纱、一两金子,也没有和人合伙囤积做买卖,一心一意用全力执行政府命令,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那就是我的大目标……”(《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300页。)

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著:《穆藕初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版

世事往往难料。即使穆藕初这样敬业投入,一心奉公,结果却于1942年12月2日,落得个被蒋介石“撤职查办”的下场,事发突兀,不免有令人心寒之感。为何穆藕初如此勤于政事,任劳任怨,却在上任不到两年的时日,令蒋介石大动肝火,将他立即撤职呢?

admin 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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