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在延安时因劝毛泽东勿娶江青,被当面怒斥,整风中又屡作检查,此为一辱;庐山会议劝毛反思“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为二辱;“文革”被整、被关、被流放,死而不得复其名,此为三辱。大半生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低房檐下难展身。但他一辱见其量,有大量,从容辞去总书记,到基层工作;二辱见其节,有大节,不低头,不屈服,转而去潜心研究经济理论,为治国富民探一条路;三辱见其志,不改共产主义的大志,虽为斗室之囚,却静心推演社会进步之理,最后留下雄文四卷,一百一十万言。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弹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

图片 1张闻天彭德怀文革中被批斗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反对大跃进,被打为“彭、张、黄、周反党集团”成员,文革中又遭到红卫兵抄家、批斗、殴打,最终病逝。在他死后不到100天,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了。
张闻天为什么支持彭德怀
1959年7月上庐山之前和上庐山之初,张闻天与彭德怀有过几次交谈,二人对到各地视察所发现的“大跃进”的恶果都忧心忡忡,并认为问题的产生涉及到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党内的个人崇拜等,他们的看法颇为接近,这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儿类似于1935年张、毛两人的“阴谋”,但张闻天与彭德怀两人肯定没有“变换中央领导”的意图。
会议前期,张闻天内心想法颇多,并曾准备给毛泽东写信谈谈有关“大跃进”的问题以使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小组会上他却一直没有开口,“只是平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7月16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被公开印发后,大多数与会者支持他的意见或者肯定他的做法,但也有少数“说话很有份量”的毛身边的重臣公开表示反对,到7月20日左右,有关毛泽东不能容忍彭德怀的信和对此信的支持的小道消息已经在庐山上传播开来。正在这形势渐趋紧张之际,张闻天下定决心开始准备发言提纲,公开表示对彭信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给他打电话“通风”,要他发言时不要提“大炼钢铁”的问题,因为“上面”“有不同看法”,胡乔木也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但张闻天毫不为之所动。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整整讲了3个钟头”。
如果说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感性成份更多一些的话,张闻天的发言则充满了理性的锋芒,更有说服力。他不光指出“大跃进”的种种“缺点错误”,还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指出“缺点错误”的产生主要在于“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批评一段时间来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含混不清”,揭示“对生产关系理论认识的偏颇”的危害,并从“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方面来探讨“产生缺点的原因”。张闻天的这篇发言简直就是一个理论报告,其矛头隐隐指向毛泽东。
显然对毛泽东来说,彭德怀的信虽然不合心意,但还不算什么大问题,而张闻天的很有理论深度的发言则更具威胁性,不能不全力对付了。张闻天发言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就让刘少奇召集全体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毛的讲话疾言厉色,冷嘲热讽,强词夺理,给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扣上“右倾”的帽子,甚至发出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威胁。毛的霸气又一次扭转了局势,庐山会议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张闻天和彭德怀等人遭受猛烈打击,从此被排除出决策圈。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言是想在关键时刻推动会议向反“左”的正确方向行进,也不排除条件成熟时在一定程度上清算毛泽东的“错误”使之彻底“退休”的成份。从会议进程来看,彭德怀写信后一个多星期里毛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而张闻天发言后才两天毛就急不可待地发起“反击”,可见张的发言的确对庐山会议的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也许正因此,近年来有文章对张闻天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颇有微词,认为如果不是他们毛泽东就不会“反右”,对“大跃进”一定程度上的“纠偏”就不会中断,“大跃进”也就不会发展到两年后的大灾难。这种观点表面看似有道理,但其实是混淆是非。毛泽东1959年上半年的“纠偏”实际上是很浮浅的,他固然想扭转经济上的困境,但对“大跃进”却“还要坚持”,庐山会议的意图是要使高层领导干部“统一思想,鼓起气来”,继续沿着他指示的航向“大跃进”,所以,不管庐山上是不是闹那么一出“大转折”的戏,“大跃进”是不会停息的,大灾难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张闻天们在庐山上的抗争是避免灾难的最后努力,也是改变历史的最后机会。张闻天的庐山会议发言具有拯救国家和民众的历史性意义,只可惜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值得后人深入探究。
张闻天文革中被殴打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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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了。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缅怀先辈的日子。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使国家独立富强的伟人;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却未能见到胜利的战士和领袖;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些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领导人。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张闻天。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八年。无论四年还是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的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二十八年。

按毛泽东的说法,张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张与毛的交接既是党内政权五、六朝之间的交替又是中共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是张、毛这两个出身、修养、性格截然不同的领袖之间的交班。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瓦窑堡会议”两人合作甚冾,完成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时势相异,结果不同,两人的合作或好或坏,党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出身书香门第,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章。1922年诗人歌德九十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歌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属党内的留洋开放派。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虽思想高远,但性格刚烈、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员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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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人怨怒因红颜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忍辱负重二十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这正合上意,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身。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六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谪贬、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政治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这就像当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测荒地。林则徐风餐露宿,车马劳顿,终于完成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这些张闻天都忍了,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

从1938年到1958年,这二十年间,张的职务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几年总书记)、七届政治局委员、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整风后张只分工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层,出国任大使,长期高职低配,久处江湖之远,而再未能登庙堂之高。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后主持全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也绝口不提。张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二十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他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卑”工“贱”农,工作亲历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怎样地看他、待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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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惊破庐山雾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中央7月2日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八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他俩惹下终身大祸。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是船大难调头。思想这个东西像浮尘一样,一旦飘起来,就是日落风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尘埃落定。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人的一时之念,而是一个大党的指导思想。这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在人们心中鼓起的狂热,已是尘嚣难停。“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纠“左”,自揭其短,毛泽东本来就不大情愿,而这时干部中的狂热者还不在少数。有一拨儿高干围在毛的身边,说再纠“左”就要把气泄光了,鼓动他赶快“反右倾”。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只如实说了一点在四川看到的问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就立即打断,不容揭短。1959年,新中国刚成立十年,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一味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这期间彭德怀因为一封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转向大批“右倾”。这也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带着秘书,吩咐仔细记录,便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如果说彭的信是摸了几颗瓜给人看,张的发言就是把瓜藤提起来,细讲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要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说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话“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为之辩道:这话不说可能好一点,说了也可以。“共产风”不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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