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是南昌起义军总指挥,在湘鄂西苏区和红军中有崇高的威望,特别是当时红军的处境极为艰险,只有贺龙能带领部队与敌人周旋,挽救危局,夏曦又没有抓到他任何把柄,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分局书记来了以后贺龙率红二军团离开洪湖根据地转战大江南北将近1年,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31年10月返回洪湖。他和全军指战员都非常高兴。然而,贺龙面临的并不是顺利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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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初,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央向各根据地派出了一批中央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曦就是当年3月被派到湘鄂西来的。他到达以后,组成了由他担任书记的中央分局。这时的洪湖根据地,在周逸群、段德昌、万涛等一批坚定而有经验的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致努力下,经过英勇奋战,已经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但是夏曦一到,不作调查研究,便全盘否定湘鄂西的各项工作,风风火火地推行各项“左”的政策,并排斥创建洪湖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周逸群。夏曦这种作法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不久,困遭受严重水灾,洪湖根据地陷入了巨大困难之中。对于如何解决水灾带来的严重问题,领导人之间又产生了意见分歧,加剧了矛盾。党内斗争日趋激烈。

贺龙曾对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推行左倾路线和肃反扩大化进行抵制。图为1936年贺龙长征到达陕北后留影

  红三军主力与红九师会合之际,正是这种复杂局面方兴未艾之时。这是贺龙未曾料到的,而且极其迅速地摆到了他的面前。

这次“肃反”,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依照红三军前委的决定,贺龙、万涛率部于10月2日攻克钟祥,3日到达京山县永隆河地区。当时襄北(即汉水以北)地区只有国民党军六七个团,而且配置分散。贺龙认为在这里开展攻势,对洪湖根据地将是有力的支持,当即攻占了岳口、张截港,打通了与洪湖根据地的联系。他和万涛建议中央分局和省委速增派干部来新区开展工作。贺龙又命令红三军与地方干部组织运输队,将缴获的大批粮食和物资运往洪湖根据地,支援人民克服困难。

对于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肃反”,身为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军长的贺龙,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对贺龙和红三军的上述行动,夏曦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无理地加以指责。

www.4355.com,他说:“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

  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由夏曦、贺龙、万涛3人组成,贺、万皆在前方,可是,夏曦竟然以省军委主席团名义,于10月8日发出了由夏曦、唐赤英(代贺龙)、彭之玉(代万涛)三人签署的给红三军的训令。指责“第九师出潜江后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脱离苏区,以致红军不能抽调,而使(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门七区外全体被摧残。”又指责贺龙率红三军在襄北的行动是“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巩固的向前发展,是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①夏曦还指定了红三军新前委成员,竟把政委万涛排除在外。

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不能不信。

  贺龙见到这份莫名其妙的训令,啼笑皆非,但仍须执行。他率红三军于10月12日再克沙洋,迅速进入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带。红三军一到,夏曦便以违抗军委命令的罪名撤掉了万涛的军政治委员职务,给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以警告处分。随后,夏曦自己接任了红三军政委。他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借口,以临时省委名义决定把各师师部取消,将部队缩编为5个大团,并特别规定军部受省军委指挥,限制了贺龙对部队的指挥权。这一系列决定,不仅使大批干部降级使用,而且造成了指挥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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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指战员深感迷惘和不满。

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

  面对这些无理行动,贺龙不能保持沉默了。他刚到达周老嘴的时候,竟①
1931年10月8日《湘鄂西军委分会对第三军的训令》。

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

  然连房子也找不到一间,只好与其他同志挤在一起。第二天,贺龙和夏曦便展开了争论。夏曦坚持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确的,贺龙耐心地扳着手揩头一件一件事地分析说:“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可是这些重大决策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为什么要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嘛!请召开个党员大会,大家投票,如果赞成你的,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夏曦理屈,只好承认不对,却又让贺龙去找万涛。贺龙问:“为什么找万涛?省委书记是杨光华。你有什么阴谋?什么鬼?省委可以随便作出取消各师师部的决议,你说执行不执行?派红九师出去,你交付任务时的谈话和决议是两个东西,这是不是阴谋?江南失败是谁的过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对吗?红三军南下错在那里?你来洪湖才几天,情况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与群众不熟,便错误地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组织红三军前委,却不要政委万涛参加,岂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办的几件事,那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再讲件芝麻大的事,我这个当军长的回到苏区连房子都没有住的,你就睡得安稳?”夏曦阴沉着脸默默地听着,一声也不吭。

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分歧,到了‘肃反’的中期和后期,同夏曦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

  在中央分局的一次会议上,贺龙与夏曦又发生了争论。贺龙提出,调出一部分红军的口粮,救济因遭受严重水灾而挨饿的群众。夏曦却反对,他认为红军的口粮并不多,也没有那么多的运输力,哪能管得了几百万群众吃饭?

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倒不怕,不是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

  贺龙火了,他说:“群众都快饿死了,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命?这几年,群众已经做出了很大牺牲。失去了群众,我们在洪湖还能站得住脚吗?”在贺龙的坚持下,部队集中全部骡马和舟船,不分昼夜地把粮食运给了受灾群众。贺龙骑的那匹大红马也用来运粮食。还组织了一些会水的战士,下水为老百姓抢救财产。

洪湖苏区丧失后,夏曦带着少数部队突围,1932年10月,在襄北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主力会合。

  夏曦的错误领导,受到了广大干部的批评。但他仍固执己见。在万涛要求下,湘鄂西省委只好派人去中共中央汇报,请求指示。中共中央在几个具体问题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而在总的路线方面仍支持夏曦,甚至凭空指责向夏曦提出批评的人是“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还要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

洪湖苏区的丢失,本来是夏曦推行“左”倾路线造成的。

  这自然助长了夏曦错误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央也认为红九师迎接红三军是正确的,要求立即恢复第七、第九两师建制,全军上下为此而高兴。

他非但不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归结为“改组派”捣鬼所致,是由于内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之党的警觉性异常不够”。

  贺龙建议允许红三军离开遭受大水灾的根据地中心区,到外围打击敌人,以解决粮食问题和进一步鼓舞士气。由于大部队长住洪湖中心区,吃饭问题确实难以解决,而且敌军已有进犯的征兆,夏曦无奈,只好同意贺龙的建议。

因此,他在同贺龙会合后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进行第二次“肃反”。

  1931年11月上旬,贺龙率红三军在后港等地歼灭川军两个营后,转至襄北,攻下皂市,歼灭守军大部,俘敌800余人,又在天门、京山一带牵制敌军历40余天。不久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取得胜利,部分敌军调往平汉铁路以东。贺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再次展开攻势。

部队在向湘鄂边转移途中,一面行军打仗,夏曦一面不停地捕人杀人。

  这时,敌第四十八师以其工兵营占皂市,以特务团两个营驻龙王集,一个营驻陈家河。1932年1月19日,贺龙令红九师再克皂市,守敌逃往应城,红九师尾追不舍,
21日包围了龙王集和陈家河。敌工兵营来解围,大部被歼。

由于贺龙一直反对夏曦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烈抵制和公开反对继续“肃反”,夏曦恼恨交加,两次企图对贺龙下手。

  龙王集的敌军在突围中亦被全歼,陈家河守敌投降。蒋介石嫡系第四师第十二旅赶来增援,旅部和两个团又被红九师和汉川独立团歼灭。这几次战斗共歼灭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第四师十二旅大部及一部分矿警、民团,俘第十二旅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近4000人,缴枪3000余支。红军仅伤亡300余人。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急令第三十四师、独立第三十七旅和川军向洪湖根据地进攻。贺龙率红三军七、九两师以及由房县返回的军教导团与军部独立团合并组成的红八师,以灵活的战术给了各路敌军严重打击,粉碎了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

第一次,夏曦与贺龙会合不久,在王店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

  不久,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为恢复应城、岳口间的交通,以10个团的兵力向襄北“进剿”。3月5日,第四十师第一四四旅进至文家墩。贺龙得到这个情报,即令红九师、汉川独立团歼灭该敌。6日中午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全歼第一四四旅,旅长韩昌俊以下2000余人被俘,第一四二旅赶来增援,被红七师和红九师一部击溃。其他各路敌军急忙撤退。仅仅两天,便将敌军的这次“进剿”粉碎了。

你给我写声明书……”

  贺龙率领红三军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却又受到了夏曦极为荒唐的指责。

“你有人证物证没有?”

  对于文家墩战斗,夏曦说,是冒险行动,侥幸取胜。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对贺龙说:“看看,打了胜仗还得挨批评。”贺龙却笑着说:“挨了批评,还是打了胜仗嘛!”

贺龙坦然地问道。

  从贺龙率红三军返回洪湖到文家墩战斗,大约5个月的时间里,共歼敌2个旅1个团、6个营,缴枪5000余支,红三军在战斗中得到了壮大,发展到1.5万余人。洪湖(鄂西)根据地扩大到东西达250余公里,南北100余公里,人口近300万,各县都成立有警卫营或连,不少区、乡也组织了游击队,共有枪2800余支,根据地又新建立了钟祥、京山、应城等9个县苏维埃政权。本来,形势还可以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各个方面的进一步贯彻,捆住了贺龙和红军的手脚,局面就逐步向不利方向转化了。

夏曦说:“没有。”

  苦战一载

对夏曦这种无凭无据的血口喷人,贺龙极为气愤,因此也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也给我写声明书。

  1932年1月,贺龙从前方赶回来参加了1月22日至30日召开的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的名片来找我,向我要10万大洋。

  夏曦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在他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一颠倒是非的论断,引起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激烈批评。主张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政策的舆论成为大会发言的主流。贺龙心情兴奋,夏曦闭目无言。大会第四天,派往中央汇报工作的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和中央派来参加分局领导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赶到了。关向应传达了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中央把万涛等抵制和批评夏曦一系列错误的作法指责为“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

我请你吃饭,为你开了旅店,还送给你5万大洋。

  中央错误的结论,迅速扭偏了大会的方向,全面维护了夏曦贯彻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自1931年秋季开始的党内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被压了下去。在这场斗争中,贺龙多次坚持了正确意见,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过一定成效。但是,在总的路线和许多重大问题上,贺龙无法纠正得到中共中央支持的错误。他只能大处服从,小处灵活处置了。

虽然你没有给收条,但这是事实。

  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本地区的全面统治。但是,夏曦不会打仗,对红军还没有能够绝对控制。贺龙几次违背夏曦的意思,指挥红三军进行了胜利的作战,夏曦对此是不满意的。“四大”结束以后,中央分局及省委又通过了几个决议和决定①在这些文件中,除了用贺龙指挥红军取得的胜利证明“左”倾路线的绝对正确外,更多的是指责贺龙和红三军,说他们的行动还没有“万分积极化”,“等待防御,以主力作牵制行动”等错误“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把主张红军主力在必要时进行灵活的游击战的同志斥责为“因循守旧”,“保守主义”,“党内的主要危险”;强调必须“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等等。这些决议,以组织手段压制贺龙、段德昌等红军领导人,迫使他们为贯彻执行那个新的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路线,不停顿地强攻硬打,结果是把红三军一步步推向了被动地位。

你杀了这么多同志,你是什么党员?你也给我写声明书!”因为,贺龙见夏曦专横跋扈,独断专行,动辄就给别人扣上“改组派”、“国民党”和“反革命”等等帽子,置人于死地,已忍无可忍,就把他早年参加国民党,而且是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老底抖了出来。

  3月底,国民党军集中了15个团以上的兵力向皂市、天门以西的襄北地区进行“清剿”,企图与红三军决战。当时红三军正依照中央分局“打下京山,扩大新苏区”的指示,强攻京山,伤亡虽然很大,却没有成功。敌军大举进攻时,红三军主力奋力迎战,从3月30日上午至4月5日,在瓦庙集一带与优势敌军激战7天。双方都未能取胜,各自撤退。瓦庙集之战,敌人先后投入11个步兵团及若干特种兵和空军共2万余人。红三军以7个团的兵力连日反复勇猛攻击,歼敌约2000人,击落敌机1架。但是,红三军消耗很大,伤亡2000人以上,弹药消耗很多,无法补充,战斗力大为减弱。敌人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徐源泉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药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对这①指1932年2月《湘鄂西中央分局为拥护红军胜利继续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发起广大群众运动的通告》;1932年2月2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目前时局估计及湘鄂西党与红军紧急任务决议案》:1932年3月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扩大襄北及荆南新苏区决议案》;1932年3月1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中央苏维埃对日宣战和红三军胜利后,湘鄂西党与红军、苏维埃的紧急任务决议》;1932年3月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为执行扩大苏区告地方及红军中全体同志书》。

把夏曦说得哑口无言,非常狼狈。

  样得不尝失的消耗战,夏曦却夸耀说:“象这样7天7夜持久剧烈的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绝没有的”,“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大转变的成功。”

由于贺龙揭了夏曦的老底,因此他对贺龙更为仇恨。

  瓦庙集战斗后,夏曦不顾红三军连续战斗的疲劳和大量减员,命令贺龙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攻。贺龙只得率红三军再次逼进敌占城镇,历时1个多月,没能取得较大战果。

在绕道陕南到竹林关,夏曦命人缴了贺龙、关向应警卫员的枪,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

  5月2日,敌军以20个团向襄北的刁汊湖区”围剿”。夏曦的对策是“全力消灭进攻之敌”。23日,红三军主力向第四十四师第一三二旅及补充二团展开进攻,歼其先头部队一部。敌人固守张家场及附近村庄,陆续增派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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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战到30日,红三军见歼敌已无可能,乃主动撤退。这次战斗持续8昼夜,敌人伤亡800余人,红三军伤亡1500余人,又打了一个消耗战。

贺龙火了,找到夏曦质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

  打消耗战,是不合贺龙心愿的。后来他说:“瓦庙集打了一个礼拜未打下,分局还给了指责。张家场战斗也不该打。”这反映了当时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既要力争打好仗,又不能不执行夏曦决定的苦衷。而夏曦却认为没有歼灭大量敌军是内部反革命分子破坏造成的。由于数次战斗消耗巨大和第一次大规模错误“肃反”的打击,大大损伤了红三军和根据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元气,形势急骤恶化。

说罢,把自己身上的一支白朗宁手枪掏了出来,“叭”的一声拍到桌子上,说道:“我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

  6月初,川军乘红三军主力在襄北苦战之机,以10余个团的兵力进犯洪湖根据地,侵占了许多城镇。贺龙率红三军飞速回援。红九师于6月9日赶到新沟嘴,在根据地人民和赤卫队支援下,歼敌1个多旅,俘3000余人,缴枪2500余支。红七师截击撤退之敌又歼其一部。新沟嘴战斗的胜利保卫和扩大了根据地。事后夏曦继续坚持要贺龙率红三军再去襄北,逼近应城、皂市,围困京山,争夺敌重兵据守的地区。

这是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6月,蒋介石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调集50万部队向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的是其左路军10万余人。7月初,敌左路军总指挥徐源泉集中21个团向襄北进攻,同时令川军10个团向襄南进攻,企图将红三军压迫至长江、襄河之间歼灭之,一举铲除洪湖根据地。

枪上了顶门火了,时刻准备着,……”

  夏曦主持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仍照中共中央指示,命令红军不停顿地进攻。还以极大精力全面开展大规模的错误的“肃反”运动,在红军和根据地所有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中,诬杀了大批有经验的、忠贞的领导干部,使红军和根据地陷入了外有强敌压境、内部自我摧残的危殆局面。强敌当前,贺龙率领红三军尽最大努力顽强作战。他依照实际情况将红三军一部撤至襄南,主力转至敌侧,以牵制敌军,寻机歼敌,同时,发动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侦察、牵制、扰乱、迷惑敌军,动员广大群众坚壁清野。这些措施给敌军造成了很多困难。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叫苦说:“军队经过时,几至人烟绝迹,间留少数妇弱,凡有询问皆盲无所知。军队过去,赤卫队复出而滋扰,逃难良民(指外逃地主豪绅等)纵欲回乡组织铲共团体又恐军队他调无所保障,亦多畏缩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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